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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不远“人”

1998-05-29 来源:光明日报 张中行 我有话说

母校北京大学比我年长十一岁,1998年满百岁。我这老学生应该写几句,不只以示庆祝,还要表示感恩。什么恩?使我获得不少知识,家家如此,可以不说。应该说的是使我增长分辨是非的见识,如此,马齿加长,我才不至随着大流喊万岁。这是大恩。还有小恩小惠,比喻校门内为娘家,红楼内听讲,图书馆内看书,都是吃娘家饭。女大当嫁,真就嫁出去了,改为要自己养自己,升堂面对学生,入室面对稿纸,既未张口结舌,又未曳白出场,这一点点谋生小技,也是由娘家带来的。还想顺着稿纸往下说。我写闲话式的文章,许多题材来自母校,单是“红楼点滴”就写了五篇。之后,近两三年写回忆录性质的《流年碎影》,母校那一段写了十个题目。这都可以证明,一方面,娘家家大业大,灶前门后,打扫打扫就可以填满肚子;另一方面,我这嫁出去的姑娘不争气,应该自立却还是常常不得不吃娘家。

时间不怠工,一晃到了百岁,又该祝寿,可以说说的,人,老老小小,人以外,房屋院落,直到曲礼豳风,几乎都说了,还说什么呢?由搜索枯肠到急中生智,居然想出一条路,是受到《三国演义》开卷第一回的启发,“分久必合”。我以前写母校,说人说事,主旨都在指明特点,或不避吹牛之嫌,宣扬优点,这优点是尊重学术自由,求真,讲理,容忍异己,等等,多方面,能不能综合为“一种”,或名为什么“精神”?想想,像是可以,甚至应该,因为学术自由,求真,讲理,容忍异己,等等,都是母校的生活之“道”的诸多方面,而道,照孔门的旧规,是应该“一以贯之”的。这“一”是什么呢?我的想法,只能是看重“人”,或说人本位。

我的体会,总的,母校的校风,零星的,人对人,人对学,都是建基于看重人的信仰上,纵使没有人明说,甚至没有人觉察到。

在看重人这个信仰的统辖或陶冶之下,学校圈圈里的人,就主流说是怎么立身处世的。可以分作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。先说对己。由表面现象入手,我未上升至于登上讲台发正论或歪论,只说坐在下面听讲的,多少都有些傲气。如果电脑再改进,能把人的心理状态化为语言,先发问:“你凭什么骄傲?”他或她会答:“因为我是北大的。”这种傲气常是更明显地表现为孤芳自赏。这傲气来于一种自负或自重的心理状态,即脚在地上,眼睛却往高处看。这高处是确信为有大价值的,通常是“学术”。暗想化为明说是:许多先进是人,有大成就,我也是人,就应该向上,不与草木同腐。其结果形成校风,就成为尊重学术,尊重学术自由。立志献身于学术,就不能不较真儿,于真假中取真而舍假,于是非中取是而舍非。如何分辨真假和是非?深入思辨,最后的裁判权只能交给“自己”的“理性”。高举理性,同时就不能不贬低传统,贬低权威。那么,就都破了吗?显然,要的同样不少,那是多种自由,分着说是学术自由,思想自由,人身自由,等等,总而言之是争取做独立、向上、有大价值的人,而不充当工具。我觉得,这一切就都是由“人本”的信仰来。

再说对人。这很简单,是像看重自己一样,也看重别人。看重人的信仰,表现于对人,上升为一种精神状态是“容忍”。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意见,或不同于己的意见。对于这样的意见,有的人是举起鞭子。北大的校风不是这样,是容忍,具体表现是:尊重别人的不同于己的意见;然后是用自己的理性衡量,认为不可取,就坚持自己的意见。显然,这就有利于弘扬学术,避免真的、对的被假的、错的赶跑了。由实而虚,也可以在讲道理的场地,保持个雍容揖让的风度。

我是1931年入学、1935年毕业的,其时蔡元培先生已经不当校长,有人说,我有幸,还及见学术自由、兼容并包的流风余韵。我呢,算作希望也好,总觉得这既重己又重人的校风,虽然与蔡先生的品德和行事有密切关系,却不当随着蔡先生而来而去,也不当随着不同时代的风风雨雨而来而去。仍比喻为娘家,是朱门大户,不单单是家大业大,而是有光荣传统的家大业大,时间拉长,百岁,千岁,万岁,人难免更替,这光荣传统,甘居中游,要坚守而勿失,力争上游,要发扬而光大之。我,以及曾一同出入红楼的那些尚食息于此岸的兄弟姐妹,都老了,借用烛之武的话说是“无能为也已”,但是我们希望,也相信,“后生可畏”,称为光荣传统也好,称为家大业大也好,既然自负为“北大的”,就必能知道“北大之所以为大”,并珍惜之,继承之,求发扬而光大之。古诗有云,“生年不满百”,而母校呢,满百了,当然既可喜又可贺。如何贺呢?有人蒸寿桃,有人买寿面,我这老学生适应老的条件,还是愿意夸夸我认为最值得珍重的老家底。

作者简介张中行,1909年生,河北香河人。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,1935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。后于中学、大学任教。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辑,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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